在西泠印社2011春拍古籍善本專場中，一件被認為是清代大藏書家黃丕烈手校的《夢窗詞丙丁稿》將隆重登場。值得一提的是，此書曾經吳湖帆、潘靜淑夫婦批校并收藏，后轉贈“午社”同仁呂貞白，內有葉恭綽、吳湖帆、蔣祖詒、呂貞白、龍沐勛、徐邦達等諸家題跋及藏印，書不過一冊，卻具群賢畢至之勝，當為藏弆家所珍。
《夢窗詞丙丁稿》（宋）吳文英撰
明汲古閣刊本 紙本，1冊 18.4×14.3cm
另據悉，今年6月12日，由中國閱讀學研究會、中國圖書館學會經典閱讀推廣專業(yè)委員會、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2011華夏閱讀論壇”之“黃跋顧校鮑刻”與中國古舊書文化研討會將在杭州大華飯店舉行。屆時，包括這部“黃校”《夢窗詞》、“黃跋”《國語》、《文房四譜》、《畫鑒》、“顧批”《戰(zhàn)國策》在內的珍貴古籍將一并展出，供與會學者研賞。
一書三美，余復何言
“夢窗制詞、子晉刻詞、蕘夫校詞，皆具獅子搏象之力。今此一書有三美，余復何言？”這是吳湖帆在甲戌年（1934）秋獲得此書后在梅景書屋寫下的跋語。《夢窗詞丙丁稿》為南宋著名詩人吳文英的詞集，此為明末汲古閣刊本，人們或許要問，此書既非宋元佳槧，又非完帙，何以令吳湖帆這樣的大鑒藏家如此歡欣，以至無以言表呢？
“三美”其一：夢窗制詞。夢窗為吳文英別號。吳文英（1207？—1269？），字君特，號夢窗，晚號覺翁，四明（今浙江寧波）人。他一生未第，游幕終身，在詞學上卻成就斐然，于傳統(tǒng)的婉約、豪放之外，另立密麗之體，后世的推崇者甚至將他與周邦彥并提。在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上，詞至兩宋，可謂家懷隋珠，人抱和璧，盛極一時。至清末民初，詞學研究達到了一個新頂點。吳湖帆起初“未甚為詞也”，在葉恭綽的影響下，漸喜吟誦，后與潘靜淑一同向著名戲曲理論家吳梅求教，而他當時的主學方向正是周（邦彥）、吳（夢窗）二家。因此，當吳湖帆初獲此書時，其興奮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三美”其二：子晉刻詞。子晉即明末大藏書家毛晉，汲古閣是其藏書、刻書之所，刊刻書籍多以宋元珍本為底本，校勘詳明，雕印精良。此汲古閣本《夢窗詞丙丁稿》是迄今所知吳文英詞集的第一個刊本，之前僅賴抄本流傳。據毛晉在篇末的識語可知，吳文英謝世后，他的同游好友集其詞，厘為丙丁二稿，毛氏又從《中興以來絕妙詞選》輯補九首，作為補遺一卷，一并刻入《宋六十名家詞》第三集，即為此本；后又得甲乙稿，刻入第六集。隨著吳詞研究的不斷深入，后人又多次校刊《夢窗詞》，均以汲古閣本為基礎。作為夢窗詞的首個刊本，此書不免存在諸多疏舛，但在詞學傳承方面仍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三美”其三：蕘夫校詞。蕘夫即清乾嘉以來第一藏書家、刻書家黃丕烈。黃丕烈雖不以詞名，然其“學山海居”富藏詞曲，足與汲古、述古相抗衡。在詞曲不登大雅之堂的當時，黃丕烈不僅專門收藏、親自校勘詩詞戲曲，還將自己所藏善本借予他人刊行，以成人之美。此本中被認為是黃氏手跡的朱筆校記，多達一百十余處，吳湖帆在扉頁題語中稱，此本“經蕘翁細校，可謂夢窗詞集之完籍”。吳湖帆獲得此書后，相繼邀請了蔣祖詒、徐邦達、葉恭綽等觀摩，諸位學者也一致認定，此朱筆校記出自黃丕烈，這段經歷在書后的跋文及《吳湖帆文稿》中可以一一得到對證。當代學者細讀后也認為，這些校記從斷句、音韻、詞語勘誤等多方面體現了批校者較高的詞學修養(yǎng)，肯定了其學術價值。正如蔣祖詒在跋文中所言，此書“雖無黃氏題語、印記，固夢窗詞中至佳之本，未可以未窺全豹為憾也”。
伉儷共研，諸家考證
上述“三美”乃是吳湖帆所見。而從今天的視角看來，此書更因為吳湖帆、潘靜淑夫婦的通篇批校，以及葉恭綽、蔣祖貽、徐邦達等名家的考證和題跋而增色不少，所謂踵事增華，蓋即指此。
吳湖帆于1915年娶蘇州名門才女潘靜淑為妻，靜淑的曾祖潘世恩、伯父潘祖蔭均為朝中要臣，且俱好收藏，其“攀古樓”所藏文物可富敵東南。在共同度過的24年中，夫婦二人琴瑟和鳴，詩畫酬唱，極為相得，令人艷羨。潘靜淑喜好填詞，所作有“清籟”之譽。甲戌年（1934）秋，吳湖帆獲《夢窗詞》，此時吳、潘夫婦均從吳梅學詞，研習日精，對此書自然是尤為珍愛。次年（1935）春，潘靜淑在吳湖帆的識語后又題筆寫下“乙亥春日靜淑讀過記于雙修閣”。不過此時，認為書中的朱筆校記出自黃丕烈尚屬一家之言。
直到丁丑年（1937）正月十五，吳湖帆在日記中提到蔣祖貽來訪，“檢及余舊書中《夢窗丙丁稿》汲古閣刻本，《甲乙稿》缺。鑒定朱筆校字係出黃蕘圃筆，相與大快，乃攜去撰跋矣”。此后一個月，這部書輾轉于蔣祖貽、徐邦達、葉恭綽之手，有題跋為證。值得一提的是，徐邦達曾將此冊與自家舊藏的黃蕘翁《芳林秋思倡酬詩卷》墨跡對看，得出的結論是“其朱筆檢校字體果出一手，信乎！”這應該是一個比較令人信服的考據。
這時，葉恭綽向吳湖帆提出，目前的夢窗詞刊本中，以朱彊村校勘本為最善，但朱氏當年并未見到黃丕烈手校的這個本子，因此最好能將此本與朱本進行對照，以補缺漏。吳湖帆深以為然，只可惜黃丕烈在書中并未注明當時校勘所依據的是哪種古本。
戊寅年（1938）元旦，吳湖帆夫婦從王栩緣世丈處賀年歸來，依據朱彊邨校刻本對校丙稿一卷；正月初五，又細校丁稿一卷。此時，中日戰(zhàn)事已起，世亂紛紜，昔日文人們談詩論畫的閑情雅致已被頻頻戰(zhàn)報沖散。然而，當我們翻看吳湖帆、潘靜淑夫婦當年校讀的娟娟筆跡，讀到尾跋中“天雪甚盛”“擁爐校書”這樣的字句時，心頭不由得泛起一絲暖意。即便身陷離亂之境，依然可以擁書品讀，沉潛其中，這是中國文人的可敬可嘆之處；其所作所為得傳后世，亦是今人可幸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