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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斗彩纏枝蓮托八吉祥紋賁巴壺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A DOUCAI POT WITH FOLIAGE PATTERN
高：19.6cm
RMB: 900,000－1,200,000
清王朝對藏傳佛教的尊崇推動了藏傳佛教藝術與中原文化相融合，這也使景德鎮官窯瓷器擁有了更豐富多彩的藝術面貌，工藝水準于乾隆一朝達到了前所未見的鼎盛時期。乾隆帝篤信藏傳佛教，不惜花費大量人力和物力，命景德鎮御窯廠、宮廷造辦處制造各種佛教用品，形制上多模仿藏式器物，但材料、制作工藝各不相同，兼具漢藏兩種藝術特征，內蘊豐厚，拍品即為其中之一。
「賁巴」即藏語「瓶」，梵音為「軍持」，也稱「奔巴壺」。據《佛學大辭典》介紹：「天竺國王即位時，以奔巴壺盛四大海之水灌于頂而表祝愿，密教效此世法，于其人加行成就。嗣阿犁位時，設壇而行灌頂之式?！乖诓貍鞣鸾堂茏谛扌袃x式中，賁巴壺為灌頂器物。若去掉流嘴，便為「賁巴瓶」，仿自藏族傳統的寶瓶樣式，是為活佛轉世靈童金瓶掣簽而用，或在其中插草作為禮佛陳設，故也稱為藏草瓶。
清代官窯燒制的奔巴壺有兩種式樣，一種器蓋高聳，狀若寶塔，始燒于康熙時期。故宮博物院藏有該式康熙斗彩、青花及乾隆青花奔巴壺各一，可資比較，分載于《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御窯瓷器》，卷一（上），北京，2005年，頁200-201，圖63；及《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紅》（下），香港，2000年，頁52，圖45號；頁154，圖140。
另一種即如本品，造形沿襲西藏金屬器，器頂形如平臺傘蓋狀，創燒于乾隆朝，流行于乾隆與嘉慶時期。此時期景德鎮御窯廠制作的瓷法器，是依照藏區進貢或宮中留存的金屬法器為范本燒制，品種相對有限，以瓷復制，殊為不易。清代中期以后隨著王朝的腐敗，民族關系遭到破壞，賁巴壺生產逐漸減少，嘉慶以后甚為少見。
乾隆二十四年閏六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十八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來說，太監胡世杰交：……銅奔巴壺一件，……傳旨：著照交出供噐，俱各畫樣……呈覽，準時俱交舒善做木樣帶往江西，燒造……磁奔巴壺……，欽此。」
沈陽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鏨花金壺，刊于《沈陽故宮博物院文物精品薈萃》，遼寧，1991年，頁43；及大英博物館藏19世紀銅質賁巴壺，均屬藏區金屬賁巴壺供器，可茲參考。非祭典時，賁巴壺供于佛壇，罩錦衣，參考西藏博物館藏清金沐浴瓶，刊載于《雪域藏珍：西藏文物精華》，上海，2001年，圖74。
拍品平臺傘蓋形器頂，階式頸，圓腹，外撇喇叭形高圈足，龍首吞噬狀流彎曲上揚，造型秀美典雅，廟堂儀式感強烈。通體施瑩潤白釉，以斗彩繪飾圖案，腹部飾纏枝蓮托八寶紋，口沿、圈足邊緣有金色連珠紋，效擬金屬器雛本，細致典雅，更添華貴之氣，足內白地青花書「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書款。成化風格斗彩，飽滿妍潤，釉上礬紅、黃、綠、紫彩，與釉下青花，相互托襯，更兼礬紅及金彩裝飾，制作考究，光彩輝耀。其造型與紋飾渾然一體，將藏區傳統造型與內地制瓷工藝完美的結合，堪為乾隆朝御窯廠燒制之精品，也是漢藏宮廷文化融合的歷史見證。
乾隆時期的造辦處檔案有多筆關于拍品同類賁巴壺的燒造及收貯記錄：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初一日立?《佛堂收磁鐵木石各樣供器賬》：「……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初一日收全德進：……五彩磁奔巴壺一對（乾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泰東陵供）……；十二月二十四日收全德進：……五彩磁奔巴壺一對（紫檀座）（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韶景軒供）……」
乾隆四十年四月二十八日，九江關監督全德《貢檔進單》：「（奴才）全德跪進：……（交佛堂）成窯五彩奔巴壺成對……，乾隆四十年四月二十八日，九江關監督全德，進單?！?br>紋飾與拍品近乎相同的斗彩奔巴壺，存世稀少，珍稀非凡，翻閱海內外公私著錄，可見2例，一例為三藩市亞洲藝術博物館藏品，見He Li編著，《Chinese Ceramics》，倫敦，1996年，編號162。一例曾售于1992年3月31日于香港佳士得拍賣，編號626號，其流及連珠紋等處有修復。另有兩例壺流造形與本品相異，其上未繪制纏枝蓮紋樣，參考香港蘇富比2019年秋拍售出一對斗彩番蓮八寶紋賁巴壺，編號3620，及中國嘉德2018年秋拍，編號2317，當時成交價為437萬人民幣。
相類紋樣裝飾其他色釉者，可參考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四件原存熱河行宮，釉彩各異的瓷賁巴壺，錄于《金銅佛教供具特展》，臺北，1998年，圖95。倫敦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收藏一件綠地粉彩賁巴壺，刊于柯玫瑰，《Chinese Ceramics. Porcelain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倫敦，1986年，圖版101。法國吉美博物館藏有一件白地粉彩描金賁巴壺。西藏博物館藏有一件粉地粉彩八寶紋賁巴壺，著錄于《西藏博物館藏明清瓷器精品》，頁130-131。羅桂祥舊藏一例金地粉彩賁巴壺，現藏香港茶具文物館，載于《清瓷薈萃：香港藝術館藏清代陶瓷》，香港，1984年，編號68。
除用作宮中佛堂的法器外，景德鎮御窯廠制作的各種瓷質佛教用具，也用于皇帝賞賜西藏、青海等地的宗教領袖和佛教寺院。干、嘉時期，賁巴壺曾作為皇帝出巡時向內地寺廟的進獻之物?，F泰山岱廟就藏有乾隆帝御賜的五件賁巴壺，清政府也曾將賁巴壺贈予曲阜的孔廟，以示尊敬。
清王朝建立后，尊崇藏傳佛教中的喇嘛教為國教。喇嘛教也稱黃教，它是明代宗喀巴在西藏進行宗教改革后，創立的黃教格魯派。清太宗將「興黃安蒙」定為基本國策，為以后歷代所恪守。清宮中由于歷代帝王尊奉喇嘛教，朝廷還曾設有專門管理藏傳佛教活動的機構 「中正殿念經處 」，主管宮內喇嘛念經與辦造佛像等事。據《大清會典》記載，每年有喇嘛400余人在宮中各處念經，為皇室消災免難、祈福延壽。在之后長達200多年的時間里，宮中佛事活動形成固定制度，并載入會典，成為清代典章制度中的重要一項。
弘歷禮佛虔誠，大舉翻修建設京司、圓明園、承德避暑山莊之佛寺廟宇，效仿拉薩布達拉宮，于承德建普陀宗乘廟，雄偉輝煌。故宮博物院藏「乾隆普寧寺佛裝像軸」曾一度存于承德外八廟之一普寧寺，錄于《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清代宮廷繪畫》，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頁202，圖46。畫中郎世寧所繪乾隆皇帝像替代佛像端坐畫心，眾神環繞，弘歷著僧衣，帶班智達帽，左手托法輪，右手結說法印，雙肩上蓮華托慧劍、般若經，皆為文殊菩薩之法器。可見乾隆對藏傳佛教的篤信程度。六世班禪在給皇帝的奏書中，曾用佛教用語，熱情歌頌了作為文殊菩薩化身的乾隆皇帝，衷心感謝乾隆對藏傳佛教的扶植和弘揚，字里行間表達了對皇帝的美好祝愿。
程金城在《中國陶瓷藝術論》所說：「明清官窯瓷器的文化一般反映出統治者祈望『天下太平』的世界和『富壽康寧』的人生境界，?而采取的形式則是造型上的新奇巧制，紋飾上的華美繁盛。而藏蒙文化因多以藏傳佛教的形式表現在瓷器上，因此多表現出『吉祥如意』的意味，采取的形式是細膩規矩，繁盛不拘。兩種文化交織在一起，便成為一種內容反映吉祥無邊，形式繁瑣的文化境界。藏傳佛教對明清瓷器的影響，對清代瓷器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這種推動作用表現為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清代瓷器的制瓷風格由簡潔疏朗，向繁盛華美轉變，從而刺激了制瓷工藝走向一個又一個高峰。」①
拍品此類賁巴壺瓷器是藏文化與內地工藝文化融合而結出的碩果，雖具有強烈的地方特色，但裝飾精巧秀雅，胎釉精潤，制作考究，與藏傳佛教器物雄渾豪放的氣質相去甚遠，擁有獨特的藝術魅力，是中國藝術寶藏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漢藏文化交流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