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鐸（1592-1652），字覺斯，河南孟津人，以書法名家，工真、行、草，服膺者眾多，詩又甚高，畫沉著豐蘊，為晚明書畫大家。
《廿年詩軸》，作于崇禎十七年（1644），用筆率性靈通，結體欹側成姿，章法布白左右捭闔，氣勢磅礴，款“走筆即席作/王鐸”，鈐“王鐸之印”、“癡仙道人”兩方大印，屬王鐸行草書成熟時期的典型面貌。
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毅宗朱由檢在景山自縊。五月，群臣在南京擁立福王朱由崧，建立了短暫的弘光政權。王鐸臨危受命，以原官任禮部尚書，并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此前一年，王鐸借居在家鄉鄰邑的孟莊。而之前的三四年間，更是舉家避禍，轉徙四方，居無定所。赴任之際，王鐸走筆寫下這首詩：
廿年頗狂癡，偶然冠易幘。
如鹿離巖嵁，使我勞物慮。
故園接洛陽，攬鏡拂塵氣。
泉壑皆戎馬，解襟來寶地。
群賢浮清?，瀟灑諧散志。
但恐秣陵行，舍吾煙霞趣。
全詩開闔有度，瀟灑磅礴，寫得十分不錯，核以王鐸行跡，無不悉合。起頭“廿年”二字點出王鐸二十年間的遭逢際遇。天啟元年（1621）秋闈中選，次年連科中進士，之后便在京師作官，先后歷經翰林院、詹事府，但都是閑職，鮮有作為。京城生活，多半也是交游酬酢，從容散淡。其間當然有幾段外調和里居的時光，要不就是因為與當勢者不協，要不就是返鄉省親、丁艱。總之幾度進退，至崇禎十七年（1644）四月才擢為禮部尚書，但并未赴任。
直至五月，弘光政權在南京建立，值此關捩時節，王鐸以原官入臺閣，位置僅次于首輔馬士英。同時在朝的還有早年初入京師時的好友祁彪佳、黃道周。二人與王鐸相交甚篤，尤其祁彪佳，同在京師之日，就時常一起對飲談詩，至暮方別，只是祁氏不久就自請巡按蘇淞，離開了南京。同時在南京的，還有禮部尚書錢謙益，這些人物，都算得上一時之選，詩稱“群賢浮清?”，并不為過。
此時的王鐸，確實有心中興之業，這從他日后所擬奏疏的頻密、對朝中清流的回護中都可以看出。甚至在危亡之際，他還請求親自掛帥出征。但詩的結尾還是轉向憂慮，“但恐秣陵行，舍吾煙霞趣”，擔心夙愿不償，前途難卜。早在崇禎十二年（1639），王鐸於京師筑瑯華館時，就已萌生隱逸之思，其《瑯華館賦》云：“夫道藏，瑯華乃逍遙出世之趣，余居京塵，未及歸山，安敢恭于道林與？雖然，人各有志。”
▲
王鐸（1592～1652） 行書 五言詩
綾本 立軸
識文：廿年頗狂癡，偶然冠易幘。如鹿離巖嵁，使我勞物慮。故園接雒陽，攬鏡拂塵氣。泉壑皆戎馬，解襟來寶地。群賢浮清?，瀟灑諧散志。但恐秣陵行，舍吾煙霞趣。
款識：走筆即席作，王鐸。
鈐印：王鐸之印（白） 癡僲道人（白）
237.5×51.5cm
書法方面，此軸用筆較為灑脫靈通，行筆較為迅捷，但又收得住筆。點畫粗細頓挫，結體倚側者多，右傾、左傾相互錯落，跌宕起伏。明項穆《書法雅言》曰：“書法要旨，有正與奇。所謂正者，偃仰頓挫，揭按照應，筋骨威儀，確有節制是也。所謂奇者，參差起復，騰凌射空，風情姿態，巧妙多端是也。奇即連于正之內，正即列于奇之中。正而無奇，雖莊嚴沉實，恒樸厚而少文。奇而弗正，雖雄爽飛妍，多譎厲而乏雅。”以此言之，此軸可稱奇正相生的佳作，整體看來，章法協調，氣勢磅礴。
王鐸傳世書作中，五律、七律詩軸絕多，一般以行草或草書書就，尺幅闊大，字大如斗。這些大字相較其工穩一路的題畫字體、精緊一路的帖冊卷子，往往更容易出精品。四十以前，其筆法尚未靈通，四十至五十，處于求變探索之階段，五十以后則幡然了悟，筆法精熟。如五十一歲所作《望白雁潭作》，中鋒尤多，筆勢凝重，實屬佳作。五十三歲，也就是與此軸同年的《寄金陵天目僧》，騰躍流通，但不如這件變化豐富。《石齋書論》中評王鐸書法風格時說他五十自化，“如欲骨力嶙峋，筋肉輔茂，俯仰操縱，俱不繇人。”加之其詩文水平甚高，在明清兩代詩名顯著，尤其作這一類排律，讀之無不爽快，更給此作增添了賞玩的趣味。
順治二年（1645）五月，南都傾覆，故友祁彪佳、黃道周相繼死節，陶汝鼎薙發逃禪，而早年在京時的另一好友倪元璐早在李自成破城日便自經而絕。惟有自己與錢謙益、交情甚篤的張縉彥一道降清，作了“兩截人”。錢氏晚年書札之中，常常幽怨悲愴，自憐自棄，其致王時敏函云：“歲月逾邁，老病侵尋。陳人長物，不免引鏡自憎，且復自笑。……中年少知途徑，重自悔悟。歧路已深，回車彌遠。頃者衰遲潦倒，回向空門。”王鐸晚年詩文中亦逃不過這樣的悲調，“筋力嗟衰颯，北都又七年”，“慚愧南游客，心悲四月花。眼哭發有淚，親葬已無家”，最苦之味，填在心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