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畫的各科中，人物畫是由草創期到成熟期發展過程中最為發達的一科，并且始終發揮著“惡以戒世，善以示后”的教化功能。佛教人物作為具有宣教功能的道釋人物畫題材之一，向來備受歡迎。尤其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畫壇，掀起了一股佛教題材藝術創作的熱潮，其中白石老人頗具特色。
齊白石（1863～1957） 無量壽佛圖
設色紙本 立軸
1936年作
款識：無量壽佛。治園軍長壽。丙子五月齊璜。
鈐印：白石（朱） 行年半百（白） 流俗之所輕也（白）
鑒藏印：行年半百（白）
說明：王纘緒上款。“行年半百”白文印乃同年齊白石刻贈王纘緒之物。
137×63cm
此件《無量壽佛圖》為老人1936年所作，設色古雅，構圖精簡，畫中身著紅袍的無量壽佛端坐于蒲團之上，沉浸在自己的冥想中。無量壽佛為梵語阿彌陀佛音譯之名。據鳩摩羅什所譯《阿彌陀經》載：此佛壽命無數、妙光無邊，故稱無量壽佛、無量光佛。
佛陀身著的一襲紅衣，首先令人想到的是繪畫史上的一件同類題材的人物畫作品——元代趙子昂的《紅衣羅漢圖》，因趙氏于京城多年為官，常與西域僧往來，“耳目相接”，故于西域人坐臥之態，觀察細致。身披朱紅袈裟，表情凝重，高鼻深目的西域高僧在趙氏筆下呼之欲出。而白石老人所畫的無量壽佛，溫和可親，憨態可掬。尤其在人物神態上，畫家祛除了宗教的莊嚴感，代之以老人自身所有的幽默、天真；衣紋用筆以樸拙而沉實的行云流水描表現；設色上，畫家將其在花鳥畫實踐中所創的“紅花墨葉”法靈活運用于人物之中，全身施以朱紅色，間用濃墨表現袖口、領口，令人物在天真的同時不失穩重；構圖簡約而不簡單，全圖雖只一人、一蒲團，但給人以無限生機的享受。人物左上方的空白處，以無量壽佛篆書四字點題，大氣端莊，款識仍舊是以金農式的“漆書”書寫。整體看來，與八十五歲后的作品相比稍顯稚嫩、纖秀。也許在趙孟頫眼中，白石老人此作就如同他所批判的五代王齊翰的羅漢一樣，與漢僧無異，西域人之情態無法盡善。對比兩者之后，我們會發現，趙氏重“神情”，而白石重“意趣”。創作此畫時，白石老人已是七十四歲，對于其他畫家，古稀之年已是藝術家繪畫生涯的晚期，但對于白石老人來說，他的繪畫生命才剛開始不久。歷經十年的“衰年變法”使其畫風大變，日趨成熟，“齊家樣”的面貌基本確立。
其實，白石老人所著意的并非“似”與“不似”，而是立于兩者之間，去尋找一個恰當的刻度。“似”與“不似”是兩個極端，也是兩套標準——亦即“形”與 “意”，也是“俗”與“雅”，而兩套標準背后所指稱的其實是持有標準的“人”。而老人要做的便是在“形”與“意”、“俗”、“雅”的標準持有者之間找到使之平衡的砝碼。
由此作上款可知，作品是老人為一位叫治園的軍人祝壽所作。這位治園軍長，姓王，名纘緒（1885-1960），字治易，四川西充人，因其所居宅院名為治園，別號治園居士。王纘緒幼時受業于舉人，考取秀才，后因時局所迫，棄筆從戎，進入軍界，經過數十年的摸爬滾打，先后任國民革命軍師長、軍長，后來更是坐上了四川省政府主席之位。好文墨、喜收藏的他，對于當時已名震京師的畫家齊白石十分仰慕。1931年，王纘緒托在京友人請白石老人為其刻印，二人因此成為“千里神交”。白石老人為王纘緒作畫頗多，王氏對此報以重金，并贈一“女婢”，為老人磨墨理紙。對于兩人相交始末在老人自述中稍有提及：
“四川有個姓王的軍人，托他住在北平的同鄉，常來請我刻印，因此和他通過幾回信，成了千里神交。春初，寄來快信，說：蜀中風景秀麗，物產豐富，不可不去玩玩。接著又來電報，歡迎我去。”——《白石老人自述》
王纘緒一再邀請，并許諾贈以豐厚潤資，1936年5月，老人攜繼室胡寶珠入蜀，此次出游是他繼1902年至1908年“五出五歸”之后的又一次遠游，也是他晚年唯一一次遠游。老人在四川數月，為王刻印作畫甚伙，這張《無量壽佛圖》正是其中之一。1932年時，白石老人即已贈王纘緒《山水十二屏》，也曾題詩曰：“百尺紅素倦紅鱗，一諾應酬知己恩。昨夜夢中偏識道，布衣長揖見將軍。”而此畫現于2013西泠秋拍，猶如一臺時光機器帶領我們穿越到七十多年前的民國畫壇，將白石老人的一段神交往事呈現于觀者面前，豈不快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