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書法，二王一脈無疑是正統(tǒng)。王羲之一出，書法之審美趣味經歷了古質而今妍的變遷。唐代雖有顏真卿雄渾靜穆之書風崛起，但其仍然以典雅和平為主，以致于象明代董其昌那樣以顏體筑基的大家，依然可以用二王的柔媚筆法將其融會變通。盡管二王的勢力如此強大，然而，在碑學革新以前，帖學內部曾經有一段時間對之有所叛逆——這種難能可貴的嘗試，便正是晚明董其昌所處的那個時代前后。其中，這種叛逆的代表人物有王鐸、黃道周、倪元璐，以及時間上更早的、與董其昌、邢侗、米萬鐘并稱晚明四大家的張瑞圖。
張瑞圖（1570 ～1641）行書 節(jié)錄山棲志、尋山志
紙本 冊頁（二十七頁） 1627年作 30×17.5cm×27
說明：宮爾鐸鑒藏。
張瑞圖（1570-1641）字長公、無畫，號二水、果亭山人、芥子、白毫庵主等。福建晉江人。萬歷三十五年探花，授翰林院編修，后以禮部尚書入閣，晉建極殿大學士，加少師。崇禎三年，因魏忠賢生祠碑文多其書丹，被定為閹黨，獲罪罷歸。
在中國文藝評判的歷史上，由于儒家道德因素的參與，人品的高下與藝品的高下往往被等同起來，所以，張瑞圖之書，亦如嚴嵩之詩、阮大鋮之戲皆被打入冷宮。然而，“書以人重”、“書如其人”，只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礎上的一種書法藝術觀，其立場固然自有其合理之處。然而，圣人不以人廢言，況且品節(jié)高邁如蘇東坡，也曾對書品的人品論取向，表示不同意見。所以就藝術本身的規(guī)律而言，政治上的道德評判與藝術上的質量評判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明乎此，我們就平心靜氣地可以從藝術史本體的角度，來看待如張瑞圖之類的書法現(xiàn)象，在整個書法風格史上所呈現(xiàn)的歷史意義。這里，我們要論及的，即是張瑞圖以其典型風格所書寫的兩篇六朝美文：《山棲志》與《尋山志》。
就內容而言：《山棲志》與《尋山志》分別為南朝劉孝標、陶隱居所作，與另外一篇書法家經常書寫的東漢末年仲長統(tǒng)《樂至論》，皆屬于文人對隱逸生活的標榜和追求——尤其是文人在仕途政治失意時一種自我放逐的方式，一種心靈的寄托。我們知道，中國正史的《隱逸》傳也正是在南朝范曄《后漢書》中得以確立。所以，張瑞圖之書寫《山棲志》與《尋山志》，自然也顯示了他對隱逸的理想。
就風格而言：《山棲志》與《尋山志》書寫時間，此書即一反傳統(tǒng)柔媚書風，舍棄中和、優(yōu)美的姿態(tài)與規(guī)范，結體支離欹側，形態(tài)緊束，以奇為美；運筆注重橫向取勢，轉折不取圓轉而以側鋒翻轉，打破傳統(tǒng)藏頭護尾的筆法，露鋒尖筆，用力勁健，方折頓挫，縱橫鋒芒，跳蕩生姿，棱角畢露。在章法上，則緊接字距，拉開行距。總體上給人一種節(jié)奏強烈、勁峭方折的奇逸之感。
值得注意的是，晚明這一時代，中國文化從思想界到藝術界都醞釀著一種突破傳統(tǒng)而崇尚新奇的取勢。在思想界，有哲學家李贄主張“童心”說，在文學界，有公安派的“性靈說”。所以張瑞圖這種絕去依傍，追求奇美的風格取向，當然不是偶一為之的，也是與時代風氣有著心理上的關聯(lián)。在書法上他就有著明確的思想和主張，據《果亭墨翰》卷一小楷《書評詩評》自述云：晉人楷法平淡玄遠，妙處卻不在書，非學所可至也。坡公（蘇東坡）有言——“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茍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假我數年，撇棄舊學，從不學處求之，或少有近焉耳。于此可見他自負不凡，以自己明確的審美主張來指導著自己的創(chuàng)作風格。這種尚奇時代性的特點，同樣也具體反映在此冊《山棲志》與《尋山志》中。
據落款可知，此書為天啓七年丁卯即1627年所書而贈送給趙氏前輩者，此時正是張瑞圖以禮部尚書入閣而處于其仕途頂峰的時期。所以，無論從書寫受與的對象，還是其心志的狀態(tài)而言，此冊《山棲志》與《尋山志》完全可以作為其行書風格的代表作品。
此冊年款后鈐有“不俗最難”、“宮爾鐸獲觀二印”，即此冊在清末曾為宮爾鐸鑒藏。按宮爾鐸，懷遠人，字農山，別號抱璞山人，太史宮星楣之侄，官至同州知府，為著名書畫收藏家、鑒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