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錄號: 436
估價RMB: 2,800,000-4,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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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 紀 (1477~?) 柳蔭雙鴨圖·幽澗雙鷺圖
設色絹本 立軸(對屏)
款識:呂紀。
鈐印:四明人呂廷振印(朱)
出版:1. 《域外所藏中國名畫》(明畫·明遺民畫·明遺民畫續集)P51、52,鄭振鐸編。
2. 《中國名畫遺珍》P165,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3. 《聽松清鑒》P60,日本出版。
LV JI TWO DUCKS IN THE SHADE OF WILLOW·TWO EGRETS BESIDE THE BROOK
Color and ink on silk, hanging scroll(a pair of screens)
172×90.5cm×2
RMB: 2,800,000-4,500,000
作者簡介:呂紀,字廷振,號樂愚,一作樂漁,浙江寧波人。弘治中與林良同時被征,供事仁智殿,官錦衣衛指揮,與當時宮廷畫家呂文英并稱為“大小呂”。擅長花鳥,亦工樹石。畫風濃郁燦爛,古艷奪目,工筆勾勒與水墨寫意俱能,兼工帶寫,筆墨流動,具有造化之妙。對花鳥畫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孝宗嘗曰:“工執藝事以諫,呂紀有之。”與邊景昭、林良齊名。
中國花鳥畫的演化史中,從五代開始,風格方面形成了黃家富貴、徐熙野逸兩大畫風,在此基礎上演變為工筆設色花鳥畫和寫意花鳥畫。而在構圖方面形成了折枝花鳥畫和全景花鳥畫兩種類型。這些風格和類型都在宋代達到成熟,在明代進一步演化,其中全景花鳥畫的演化在花鳥畫史中關注相對較少,留下的作品也較少,尤其值得關注,而明代中期的宮廷畫家呂紀就是全景花鳥畫演化過程中的代表人物。西泠丁亥秋拍所展現的《柳蔭雙鴨圖》和《幽澗雙鷺圖》就是呂紀的全景花鳥畫的代表作品。
全景和折枝不僅是中國花鳥畫最主要的兩種構圖方式,同時又分別代表中國繪畫兩種特有的觀察方式。折枝花鳥畫相當于特寫鏡頭的方式,而全景花鳥畫則展開了平遠、高遠、深遠三個層次,在空間上比折枝花鳥畫的變化要豐富。全景花鳥畫來源于中國山水畫的構圖和觀察方式,唐宋時期,尤其是兩宋時期山水畫中“三遠”在理論和實踐都達到成熟,同時在全景和小景畫兩方面都達到了高峰,花鳥畫也在折枝和全景兩方面不斷探索。全景花鳥畫在宋初已有了成熟的作品,黃荃之子黃居寀的傳世之作《山鷓棘雀圖》就是一幅全景花鳥畫的代表作品,畫面以近景為主,通過山石、灌木的布局使畫面有高度之感,并且通過水流的回環使畫面產生縱深感,猶如全景山水畫與花鳥畫的結合。因黃荃的畫風在北宋初期開始在宮廷花鳥畫中就已占據優勢地位,所以全景花鳥畫在北宋有了不小的進展,產生了一批耳熟能詳的全景花鳥作品和作者。明代宮廷繪畫主要延續兩宋的風格,尤其是南宋的風格,花鳥畫方面以繼承黃荃父子工筆重彩的畫風為主。呂紀入宮供奉的時間應在明代中期成化年間,在“弘治辛酉前后”供事仁智殿,領錦衣衛指揮使銜,其影響達到極盛,據姜紹書《無聲詩史》載:呂紀“作禽鳥如鳳、鶴、孔雀、鴛鴦之類,俱有法度,設色艷麗,生氣奕奕。”呂紀是明代與邊景昭、林良齊名的院體花鳥畫代表畫家。其繪畫風格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水墨為主略淡彩,用筆較為豪縱,另一類則是設色濃麗,用和工致,具有富麗的宮廷裝飾趣味。
比呂紀略晚的杭淮在其《雙溪集》中有詩云:“呂紀昔在憲宗朝,指揮直入明光殿,金盤賜予出金銀,落筆天顏生顧盼”。 據說呂紀在畫作上常用寓意手法對皇帝勸諫,皇帝知其用心,曾說:“工執藝事以,諫呂紀有之。”呂紀入宮之初的成化年間,林良的繪畫正風靡宮廷,而林良的作品都以水墨淋漓為特色,所以呂紀雖然最初所學為工筆重彩畫法,入宮后早期的作品卻風格極近林良,是以水墨淡彩畫居多。
生在浙江寧波的呂紀在回答明武宗問及家鄉風景時說:“村前繞水,飛禽嬉其上,他鄉不可見。”所以水墨淋漓的畫法應該是呂紀所擅長的,呂紀由水墨淡色畫轉為工筆重設色畫,直接的原因是為了適應不同皇帝的不同口味,具體說來就是弘治皇帝朱佑樘的欣賞口味不同于他的父輩成化皇帝朱見深,從而造成了呂紀花鳥畫風格的變化。但不管是何種風格,呂紀的花鳥畫均是以全景構圖的。
《柳蔭雙鴨圖》和《幽澗雙鷺圖》均為水墨淡設色。其中《柳蔭雙鴨圖》雖僅數只水鳥,卻有近景、遠景之分,還有高遠之勢,如同一幅范寬的《溪山行旅圖》。而《幽澗雙鷺圖》雖以近景為主,但通過古樹從畫面上半部分升騰之勢,造成了畫面高聳之氣質,并通過溪流的回環營造了幽深之境。這兩幅可能是通景屏中的兩幅,所以其構圖的整體性不易觀察到與折枝花鳥畫形成,這兩幅全景花鳥畫顯得氣勢宏大。而樹石為南宋畫法,水墨淋漓,也頗有氣勢,與畫面構圖在體勢上形成協調。如同黃徐兩大風格的交融,折枝和全景兩種方式在實踐中也是互相交融的。這種交融在宋代就已開始。呂紀的花鳥畫以全景為主,同時也吸收了折枝花鳥畫在近景方面描繪的特點,這一點在《柳蔭雙鴨圖》和《幽澗雙鷺圖》中均有體現。呂紀的全景花鳥畫繼承了前代的成果,相對更通俗化,也更受宮廷及民間的歡迎。
呂紀的畫風在17世紀之后的日本繪畫中有明顯的影響,亦是日本屏風畫的來源之一,。此幅作品曾在日本出版的《聽松清鑒》中著錄,鄭振鐸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遍訪流傳在海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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